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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枚1943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伍仟圆边币在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拍出，并以50.6万元成交。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边币？为什么价值这么高？
“边币”系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的简称，是在发动皖南事变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对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下，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延安光华印钞厂印制的。
延安光华印钞厂兴办于1940年10月，至西北解放的9年时间里，为边区政府印制了各种货币，在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稳定金融，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披露的就是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走上合作道路。根据合作协议，陕甘宁边区不设银行，不发行货币，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由政府发给。
1937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奉命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为维护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银行其实就是个财政支付机关。
由于边区市场上流通主币面额较大，元以下的角、分币非常缺乏。1938年6月，为适应边区市场货币流通的需要，陕甘宁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资产作保证金，发行贰分、伍分、壹角、贰角和伍角小面额的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币，并行流通于边区市场，受到老百姓的拍手欢迎，人们称其为“光华票”。
1940年10月，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边区政府决定在中央印刷厂石印部的基础上成立光华印钞厂（外称“光华印刷厂”），归边区银行领导，厂址设在延安新市场孤魂沟（今市场沟后沟）。印钞厂下设总务科、会计科、工务科、工会等，科以下有石印股、完成股、号码机股、制版室和压纸房。当时，钞票设计由黄亚光和高秉仁负责，制版雕制由商伯衡负责，书写由高秉义负责，绘画由范耀武、薛兆林负责。由他们负责设计的货币版式图案，既有浓厚的革命政治色彩，又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水准，充分显示出独立自主的人民政权货币的特征。
为了加强光华印钞厂的技术力量，边区政府先后从中央印刷厂调来了技术骨干，并从教育厅文化工业社调来曹承宗等18人。不久，又从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八路军印刷厂调来10多人，共有骨干力量三四十人。曹承宗、高秉仁、范耀武等先后任厂长。
建厂初期，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光华印钞厂仅有五六台石印机、两台脚蹬铅印机，小工具更是少之又少。几十人的工厂只有从敌占区带回来的一把尺子、一副圆规、一个放大镜，大家轮流使用。修版的刀是用脚踏车的辐条制作的，描笔用狼毫笔代替。胶辊是用驴皮胶和红糖蒸汽加温液化的土法自制的。印刷用的石板，想尽办法节约使用，大家把用得很薄即将报废的石版，用麻、黄蜡、铁条加厚再用。刷药纸用的宣纸买不到，就用毛边纸来代替；甘油买不到就用冰糖和蜂蜜代替；道林纸、钞票纸买不到，就自力更生制造麻纸。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工人们赶印出了花纹清楚、工艺精湛的1940年版的伍角和柒角光华商店代价券。
皖南事变爆发后，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破坏变本加厉，停发边区的一切经费，边区外援断绝，财政拮据，物资紧缺，贸易停滞，整个经济面临严重危机。为了打破对边区的封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决定自即日起停止法币在边区境内流通；2月18日宣布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明令指出边币是边区唯一合法货币；2月22日训令“各地、各部门，要求务须用政府法令保证边区内部完全行使边币，不准行使法币及别的货币”。1941年3月，光华印钞厂的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在仅有的五六孔窑洞内，通过制版、裁切打号、整点等项工序，成功地印出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5元、10元券，解决了边区急需，后又印制了1角、2角、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等10种面额的边币，成为边区的本位币。
“乒乒乒、哗啦啦，我们工人在印刷。白天不休息，夜间还印刷，生活活泼，生产（工作）超计划。经济战线我们打先锋，把反动派的分裂、围困都冲垮。团结互助有力量，赶走（那）日寇建设我们的新中华！”这首《光华印刷厂厂歌》，是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光华印刷厂工会俱乐部主任肖煌创作的，一时成为鼓舞士气、增强团结、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深受边区群众热爱。
身为印刷技术骨干的赵楚，曾先后在延安中央印刷厂和延安光华印刷厂工作，负责指导和培养印刷工人，为建厂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他回忆，陕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纸张运输极困难，躲避追捕暗杀、与敌周旋、命悬一线是常态。在他接过这个工作任务前，已经先后有7名同志牺牲在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但赵楚说：“只要想到新钞能战场印刷和发行，就什么危险都顾不得了。”
战争期间，大量仿制敌对方的钞票以使其经济紊乱，是兵不血刃击败对方的重要策略之一。抗战时期，日本就向中国投放了大量伪造法币来扰乱中国金融经济。由于革命根据地多位于经济落后地区，印制的钞票质量比较粗糙，极易被内外敌人仿制。因此，根据地银行和货币印刷机构在既有条件下，积极做好钞票防伪打假工作就极其重要。
早在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批纸币发行之初，时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为做好防伪工作采取了多种措施。一开始，他先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和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的俄文签名的措施，但这个措施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货币的流通，敌人开始混入大量假币，对苏区金融秩序进行干扰。毛泽民苦思冥想，一天晚上，他闻到妻子钱希均织毛衣时，用火烧毛线头发出的臭味，于是灵感闪现，终于想出一个防伪办法：在纸浆中渗入少量细羊毛。用这种纸印出的真钞，一烤能闻出羊毛的焦臭味，而假钞一烤则没有这种味，同时也能够最终靠在纸币中寻找羊毛来辨别真伪。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边区人民开动脑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反假币斗争。他们发行的边币不用铅板，而是采用木板刻制，所用木材就是当地产的楮树根和黄杨树根，纸则采用自己生产的土纸。这样印出的边币虽然粗糙，但仿造却极难。日本人仿制印刷精良、防伪严密的美元容易，但仿制这种简陋的边币却无从下手。
1938年延安光华商店发行的红、绿色花纹图壹角代价券，正面采用绿红套印。1940年延安光华商店发行的红色纺线图伍角代价券，正面有“经理之章”的小方印；发行的紫色山区图七角五分代价券，正面则有两个“经理之章”的小方章。1941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蓝色城门图伍圆纸币，正面采用绿蓝套印；发行的灰、褐色楼房图拾圆纸币，正面采用灰褐套印。
1948年，16岁的张慕明步行到延安光华印钞厂当了一名工人，他亲眼见证了边币防伪工作的点点滴滴：
为了做好防伪工作，股长给防伪小组配备了一套票样（这套票样我一直保留到1988年，后无偿捐给了钱币学会）。除此之外，还将当时光华印刷厂的钞票的防伪秘密告诉了防伪小组，即在边币的背面花朵图案中隐藏了“光华”两个字。这是光华印钞的暗记，若没有这两个字就是伪票。并按照保密规定，让大家将其作为机密严格保密。
为了做好防伪工作，防伪小组成员经常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去明察暗访。一次我带领一名同志在镇上发现了一张没有号码和印章的钞票，从纸张和印刷工艺上看，肯定是光华印刷厂的产品。出于谨慎，我们没贸然行动，而是先兑换了这张钞票。事后回厂，迅速将怀疑对象锁定在了裁切车间。经查，原来是厂里车间一名工人偷盗的，共盗50万元（折合人民币50元）。领导对防伪小组给予了表扬和肯定。
印钞厂最贵重的就是印钞的“石头”，即石印石。石印石是一种纯净、均匀、含多量碳酸钙的天然石灰岩石，具有细致的微晶孔隙，最优质的石印石产于德国巴伐利亚索尔霍芬地区，国内石印石较好的有四川的红油石、湖北的松滋石。由于对解放区施行封锁禁运，每一块石印石都是从国外进口或从国统区历尽艰难、辗转多次运送到解放区的。
据说，有一块石印石还是周恩来副主席在国统区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从英国进口来的。因此，全厂上下对石印石都很重视，对石印石的使用有一套专门的规定，以确保石印石的安全。但是，就在印钞最紧张的时候，还是出了问题。一位工人从制版房抬来石印板，试机时不小心把石印板中间压断了，这位工人一下子瘫倒在地，嚎啕大哭。虽然不是主观问题导致的事故，但是这位工人非常自责，接连几天茶饭不思，见人不说话。这件事对大家教育意义很大，今后在工作中更加小心，极力避免又出现这种差错。
1946年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党中央决定光华印钞厂随同陕甘宁边区金银库一起转移到志丹县城原红军大学旧址。光华印钞厂接到命令后，立即拆卸机器，连同印刷材料及边币成品、半成品装箱，用毛驴驮上，向志丹县转移。
到达志丹县后，新的工作场所条件十分艰苦。一孔窑洞既是工作间又是宿舍，工人们睡觉前总要先盖好眼睛，以免窑洞上掉下来的沙子打伤眼睛。但是，广大职工没有被困难吓倒，仅用五六天时间就安装好机器，重新投入生产。
1947年3月，军大举进攻延安。14日，胡宗南指挥7个师约15万兵力，大举向陕北解放区进犯。1947年3月19日，光华印钞厂接到上级指示，向东转移。3月23日到达安塞县的淋浴村，3月25日经子长县到马家坪。4月16日又接到上级指示，东渡黄河，5月10日，该厂在山西省临县的大禹村恢复生产，后又转移到临县都督村生产。
光华印刷厂对外宣称是印刷厂，对内则是印钞厂。边区政府很看重印钞厂的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专门派了一个排来保护工厂安全。每个宿舍还给配了1支步枪、5发子弹。非上班时间，即使是厂内职工无事也不得进车间。工人们的保密意识也很强，当年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慰问参观生产车间时，老工人马近福在门口就没让他的警卫员进入。
当地老乡们回忆，工厂走之前，带走了好多东西，他们也不知道啥时候存放在这里的，只见好多驴驮着重重的东西，据说是窑洞里的金银。
延安收复后，光华印钞厂于1948年七八月间从山西临县都督村返回延安，厂址选在李家渠拐峁村。一切都在重建，条件很艰苦，没有厂房，机器安装在窑洞进行生产；没有餐厅，就地就餐；边建设边生产，没有耽搁生产任务。
由于战乱刚结束，延安到处是颓垣断壁。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印钞厂决定拆迁敌人留下的炮楼材料盖厂房。但是因回延安的机关多，很多人都没有房子住，就出现了抢拆炮楼的现象。贺龙司令员知道后果断地说：“拐峁周围的炮楼的材料就给光华印钞厂了，哪个单位也不准拆！”
在贺老总的亲切关怀下，印钞厂顺利恢复了生产。新建的光华印钞厂设在山根下半平半坡的丘林地，面积有30多亩。在对原有的20多孔旧石窑洞和几间房子进行重新修建的基础上，按照功能分别划分为厂房、宿舍、厨房、食堂与会议两用的简易大厅、篮球场等。厂外有一条小河，常年河水不断，职工们洗衣服、洗澡全靠它。当时全厂职工已经有130多人。
光华印钞厂从成立到发展，始终受到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1941年，光华印钞厂雕刻技师商伯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受到了主席的亲切接见；皖南事变后，由于工作需要，原有的号码机已不适应工作的需要，无法打号，钞票无法出厂，周恩来就托人从重庆为光华印钞厂送来7位数号码机，可谓雪中送炭；朱德、林伯渠等人，也都对光华印钞厂的成长给予了亲切关怀。
由于陕甘宁边区银行对货币的需求量一直很大，特别是1948年后，光华印钞厂的日产量由50捆增加到200捆，全厂只有14台石印机和3台号码机，其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当时厂里提出了“不怕苦不怕累，支援解放大西北”的口号，工人们也加班加点超量生产，每天劳动时间都在14—16小时，没有一个喊累叫苦。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印钞的顺利进行，厂里给晚上加班的工人提供一顿加餐，一般都是稀面条，这可是当时最好的待遇。
为了保证票币印刷质量，厂里每月底召开全厂大会，对所印的钞票评比一次，宣布统计数据内容。具体评比项目有底纹、票面、废品、工作量等，以底纹清楚、票面干净美观、废品少、超额完成印钞量等为指标，相互评比，对前3名给予奖励。
当时边区都是供给制，光华印钞厂的工人还都有津贴待遇，学徒每月3万元（边币），老工人5万元（边币），厂长7万元（边币），大家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奖品并不值钱，但是对于工人的鼓励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紧张工作之余，为了活跃职工业余生活，厂里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每天早晨集体学习1小时文化课，当时只有一本书，由股长讲，工人们记。对于学习认真，学字多的工人还奖励一支铅笔和一个本子。周末则组织职工打篮球、跳舞、猜谜语、讲革命故事、表演节目等。逢年过节，厂里还组织秧歌队去李家渠镇、延安县政府和群众中间拜年汇演，职工们表演的节目“妻送夫上前线”和“抓特务”，深受欢迎和好评。
1947年3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撤离延安。同年10月，根据战争形势需要，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统称西北农民银行，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
1948年10月，光华印钞厂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战争发展的需要，在延安印制出第一套人民币，品种为5元水牛图，今天该钞已被公认为第一套人民币的“十二大珍钞”。
1948年11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训令》正式公开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同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并印制了全国统一流通的第一套人民币。边币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流通领域，光华印钞厂奉命关闭，人员分流各地。
光华印钞厂在抗日战争中诞生，在的经济封锁中生长，它成功打破了的经济封锁，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货币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如今，光华印钞厂印制的第一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加之当时的历史经济条件的限制，这套人民币发行本来不多，存下来的则更少，市场上自然很罕见。进入2013年以来，价格更是出现了上涨，成为人民币市场的“黑马”。
